二十世纪是西方文艺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非常活跃的时期，西方文艺学家们竞相标新立异，创建了一个又一个的流派和理论，而且各自以新异的理论来显示其自身的独特性。苏联文艺批评界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恢复和加强了对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特别从七十年代起，他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方法沦的指导下，运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对西方文艺学方法论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1984 年，苏联著名文艺学家、语文学博士r •弗里德兰德在苏联科学院论文集中发表了题为《对当代资产阶级文艺学方法论的评价》的论文，其中对西方文学批评甲的主要流派，代表人如N •泰纳、B •狄尔泰、Э•胡塞尔以及美国学者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 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在当前苏联学术界中有一定代表性。现将其主要内容作一概述与评介。
一、西方两种不同观点的批评方法的兴起
十九世纪下半期，西方文艺学在当时风行的实证主义旗帜下发展起来，摒弃了以前古典主义的观点，对文艺学的起源和它的历史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欧洲的著名文艺学家、哲学家，如法国的泰纳、德国的赫特纳、俄国的布斯拉耶夫、维谢洛夫斯基等把实证主义的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中，他们运用传记性的、文化——历史的、民族志的和社会学的多层次分析方法使文学电研究进入一个极为广阔的新天地。
实证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把文学视为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但又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此外，文学作品还阐述了每个历史时期生活的共同特征、文化发展的阶段和社会心理。但是，这个时期的历史主义是不够完整、缺乏逻辑性的。他们倾向于把“种族”“环境”“时代”对作家、作品的影响作为制约各时期作家的创作方法与特征的主要因素，忽视了历史形成的、意义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根源方面。他们主张，文学批评不应考虑到作品的美学因素和伦理道德。这样，就使文学研究近似“文学考证”或历史文献的研究。
十九世纪末，这种认为文学发展制约于外部世界的论点在西方学术界中受到了怀疑。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狄尔泰在八十至九十年代提出这样的论点：无论是作家的作品，还是个别文学作品都不能根据文学的外部客观规律作解释。因为对研究者来说，文学不是派生的，不是第二性的，而是原始的事实。文艺学家应该从文学自身的、它的非理性特征的内在规律中阐明与解释。狄尔泰认为，文学诉诸使它形成的历史环境，这在科学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文学作品中的“感受”与客观环境，这两者在原则上是不同性质的。
后来，胡塞尔的现象主义和英、美的“新批评”派信奉者就循着狄尔泰的学说进入二十世纪。他们主要的论点是：文学研究不能注视“外部认识”的客观现象，而要注视主观的认识，使它引向文学内部的非理性的潮流中去。苏联学者弗里德兰德在《文艺是方法论问题》中说。
“西方学者拒绝用外部世界的发展来解释文学进程，其结果是使它对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丧失信心，进而对世界的、民族的历史与文学进程中各种现象的统一性和联系也失去信心。”
二、当今西方文学批评的三个主要流派
( 1 )“阐释学”派：这个学派最早在本世纪初起源于德国。二十年代初传到英国和美国。“阐释学”派的哲学前提是肯定文学作品的文本应该“根据它自身内部”进行解释。他们把个别作品作为第一性材料，既不注视它和外界现实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不涉及有关历史与文学进程的客观规律问题，仅仅描写个人的印象和对作品的评价。
“阐释学”实际上否认文学作品与客观现实有任何联系。他们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多种含义，解释者可以根据自己认为正确的思念进行解释，其中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能推翻，因为作者本人评价自己的作品与构思也是经常带有片面性的。而且，同样一部作品在以后各个时期中理解也各不相同。一部艺术作品，仅仅是表达解释者本人的个性与文学技巧的凭籍，而它们独特的价值在于解释本身的美学和文学质量中，并不取决于被解释作品的意义是否与解释相一致。重要的只是在于，这种解释是否有新意，以用来充实现有的、传统的解释。
（2）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西方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和“阐释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又和“新批评”相同，并不把文学视为精神文化领域，仅仅把它视为“用特殊方式组成的语言”。或者按照符号学的现点，把文学视为“符号系统中之一”。弗里德兰德在上述著作中还认为：“在这种认识中，文学领域和一般的精神文化领域就变成某个时期所特具的符号假定系统。文学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它和社会生活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结构实际上都被排除在外。文学史也被他们变成对各种不同的、相互更替的文学和社会习俗的类型研究… … ”
（3）“新神话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是德国哲学家Э· 卡勒斯、H · 弗兰伊以及和他们观点相似的弗洛依德和荣格。它和结构主义及符号学相同，在苏联学术界中有广泛分支学派。塔尔图大学的Ю · 洛特曼教授是这个学派的当代代表人物。他们提出来，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重新审查当代西方的“新神话学，和国外民族话学的材料。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的观点来看，西方“新神话学”家们著作中的论点缺乏完整的科学根据。他们的这些论点和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艺术以及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试图把哲学、科学、文学和神话片面地同等看待，以否定这些科学具有现实意义的生活实践内容。
三、对韦勒克、沃伦的《 文学理论》的评价
美国文艺学家P · 韦勒克与O · 沃伦合著的《 文学理论》 是近三十余年来西方文艺学权威性的著作，至今仍被西方许多大学用作文科教材。苏联学术界认为，在当前西方文艺学论著中当首推美国的《文学理论》和西德文艺学家B · 凯泽写的《 艺术的文学作品》。这两部作品“可能是西方关于方法和论文学研究方面最受欢迎、极有影响，并在读者中广为推崇的指导性读物”。弗里德兰德对韦勒克与沃伦的评价也较高，他写道：“这两位作者都是知识渊博的文艺学家。他们的论著在当代美国学术界中明显地超过了一般的水平。《文学理论》 在出版的当时来说，就截然不是当代西方文学科学中概括各种流行的形式主义，带有偏见的、公式化的平庸之作。”
弗里德兰德在文中对《文学理论》 主要肯定了两点：（l)韦勒克与沃伦在书中一开始就认为，文学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是和“阐释学”及非理性主义评论家们观点不同之处。韦勒克与沃伦提出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是：一种是根据因果性解释的原则，由此而相应地揭示文学受经济、社会和政治制约性的特点。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移植，至今还为批评家们广为使用，有时还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效。另外的一种方法是采用数量的——即统计的或图解的、以及各种生物学概念进行研究。（2）韦勒克与沃伦并不否定“老的”传统研究方法的某种意义。他们在《文学理论》 中说：“无疑，这里有着广阔的活动范围，两种方法论相互接近、甚至相互吻合。那些基本的方法，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比较都是文学系统知识的各种形式固有的特征。”
尽管这两位美国学者对“老的”传统的研究方法作了肯定，但是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科学阐明了，对文学史采用科学的、客观的、现象的和因果的解释原则不能达到原来的期望。在这种传统方法中，有些只能在一定范围中取得成效，一般的方法不能取得有价值的效果，因为它们不能深入到艺术作品最隐蔽的深层，渗入“作为艺术的诗作”的内核中去。因此，他们在《文学理论》中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把“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思想”、“文学和社会”、“文学和其他艺术”都列为“外部研究”的范围。这种“外部研究”有助于解决文艺学的基本任务——深入到文学的“内核”中去，但不能越过这条界限。唯有在这条界限后面才出现“高等数学”的新领域。
韦勒克与沃伦把文学科学分两个层次。文艺学的低层要考虑“外部”现实生活对文学的制约性，其中包括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性。而在“高层次”研究中必须摒弃“外部”的因素，才能渗入“内核”。这个“内核”一般和周围世界没有联系,或者最多是间接方式的联系;并且要用“封闭的”形式，即结构分析法进行研究。这就是说，韦勒克希望文艺学家从研究影响文学的各种外部因素提高到研究“作为艺术的文学”的特殊本质的水平上来。
在论述“文学的本质”过程中，韦勒克细心地回避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文学语言和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不同。作品中运用“虚构”、“创造”、“想象”等手段具有特殊的确定作用。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时间、空间和现实生活中并不直接吻合。在他们理解中，任何文学作品的“现实性”仅仅是假定性的，用“虚假的”手法创作出来的情节是“现实的幻想”, 它和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韦勒克等可能忽视了这一点，文学中的“虚假”是生活反映的特殊手段，“假想的”时间与空间不仅不脱离客观现实，而且还有助于对它深刻地反映和理解。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韦勒克等就坚决认为：文学作品的“内部”是不以外界现实转移的“结构性”组合，它受语言、文体、文学所具有的象征性等方法的特殊规则所支配。
弗里德兰德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西方学者贬低社会学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1)韦勒克、沃伦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论点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人类任何形式活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能视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基本决定性因素。这两者是同等意义的，同样地相互影响着。如果强调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这就意味着陷入片面性……”( 2)韦勒克等承认，在以往几个世纪中，作家们在生活上、心理上和一定阶级的、或社会的团体有紧密的联系与影响。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作家与阶级之间的这种联系已经“解体”，因为在我们的时代，西方国家中的作家和阶级之间的“扣结”已经宽松，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附于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说，知识分子已经处于和其他阶级不相似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有别于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文学在这里占据了“阶级性”文学的地位，因此，要在当代文学中论述阶级性是不可能、不必要的。从以上苏联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的范畴在西方学者唯心主义的观点中被曲解和变形。
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的三个基本论点
弗里德兰德在论述当今西方文学批评中主要流派和观点后，提出了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三个基本论点：
(1)马列主义文艺学决不是机械地把文学简化为其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超美学形式，不考虑文学的独特性质和规律。但在考虑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文学与生活、与现实紧密联系的艺术特性问题已作了以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正确的解决方法，这是与西方“阐释学”、“结构主义”的实证主义文学批评主要的不同之处。
(2)“阐释学”代表们认为，要在文艺作品中把审美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是不可能的。唯有摒弃历史主义的观点，力求文学作品中独特的哲理和美学的现实化，使直觉的、非历史的“内在感”进入作品，然后对这种“内爽感”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完整地领会作品的艺术与美学整体。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认为，整个文学义证实了，对文学作品采取真正的历史主义态度，这和文学的幸美观点互不排斥；相反地，这两者相互假定、推测，不可缺一。
(3)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认为，艺术作品不是生活的“模塑品”，而是新的再创造。马克思主义美学阐明了，任何文艺作品和其他社会意识一样，都受到历史现实的制约。但是，这并不由此而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文艺学家们研究文学的任务仅仅揭示它的历史和心理方面的制约性。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观点来说，艺术作品并不由于要求它面向生活而成为物质与心理状态制成的消极性的“模塑品”。艺术作品和人的创作活动的任何成果一样，要在现有的、在它出现以前已经存在的因素的基础上出现一种质量上新的、再次创造的作品。正因如此，我们要求作品不仅要表达作家本人和同时代人的，还要尽量表达未来几代人的美学价值。西方”阐述学”的代表们要把艺术与外部世界隔绝，使文学失去社会和一般现实生活的内容，使文学作品的美学研究引向抽象的形式和文体分析，或者采用非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人类学和消极的“文化哲学”的观点看待存在主义哲学。这些材料并不取自作品本身，也非来自诗作的原来环境，而取自外界，取自存在主义或当代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学说。
我们在概述当代西方文学方法论的各种论点以及苏联学者的评价同时，不能因为西方某些学者观点上的差异和错误而完全否定他们的文学批评方法的特点与作用，因为文学科学的方法论是由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方式组成的。具体的方法、方式和研究者的思想观点虽然有关，但这里没有必然的制约性，它们本身带有一定的中立性。西方的有些方法论原则我们或许并不同意，但他们的研究方式、手段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如结构主义、符号学中“内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目前苏联还在探索和研究，并认为某些方面可以运用和借鉴。此外，我们对西方文艺学家也不能一概而论、要仔细分别。他们的研究方法与观点也在不断变化和充实中。这方面我们可以用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兹韦坦· 托多罗夫不久前的话来说明，并作为本文的结束：“现在是综合使用各种方法的时代，新的方法已不占统治地位，各种旧的方法也并未被否定。因此，现代文艺学理论研究，从方法论观点来看，正走向综合… … 综合的研究方法是当今文艺学研究总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