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哲《资本主义在北南美洲早期发展速缓缘由探析》

  当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美洲，她更是遥遥领先地走在拉丁美洲各国之前。然而，在美洲各国各自走向独立之时，拉美要比北美发达得多。如1783年，北美13个州的总输出额还不到500万美元，而拉丁美洲则是它的27倍。矿业，农业、纺织业，制革业，家具业等，拉美当时都走在北美之前。至于在城市化方面，北美与南美几乎不可相比。如1791年，北美最大的城市费城总共才4万人，纽约不过3万，其他人口在6000以上的总共只有6个。而且城市建筑简陋，砖石建筑很少，大部分街道都没有铺路石，车辆稀稀拉拉，卫生条件很差……。而拉美的墨西哥城在19世纪初的人口已为13万，为西半球第一大城市。利马人口近10万；哈瓦那、基多、加拉加斯等都是拥有数万人口的大城市。[1]在这些城市中，宫殿金碧辉煌，壮观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府邸鳞次栉比，砖石铺砌的街道整洁光亮，街道上数千辆马车来往不绝，娱乐事业发达......

  然而，在独立前夕如此领先的拉丁美洲，在独立后的短短几十年中，却被它的北方邻居大踏步地赶超了过去。时至今日；双方的发达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拉美各国国民总产值加之总和，还不及美国的几分之一，至于单个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就更为悬殊。两个地区历史发展的这种巨大反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和探究，成为当今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试图从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形态等方面去追寻一下其中的缘由。

一

  先看北美英属殖民地。此地区原是美洲印地安文明的边陲之地，地广人稀，土著部落还处于以渔猎为主农业为副的社会发展阶段，因此没有像拉美地区那样文明发达程度较高的大量印地安劳动力可供英国殖民者奴役与驱使，从殖民地建立之日起，从欧洲吸收大批移民便成了主要问题。英国政府对向美洲移民采取了鼓励、开放和不加限制的政策。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德意志、瑞士、荷兰等国。这些白人移民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人很少，而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数都在本国遭受过宗教迫害或政治迫害，而且有技术专长和文化者较多。因此从殖民地初建时，美国的早期社会就具有较多资本主义因素和民主色彩，而封建势力则难以在哪里移植、生根和发展。

早在1620年，一批搭乘“五月花号”帆船移居北美的移民们在登船前就签订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一公约已包含了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自己的管理机构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它的精神和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移民的支持和拥护，后来便成为美国政治制的主导思想之一。而从1619年起，弗吉尼亚成立的地方议会，特别是市议会和乡镇议会，由于财产限制不大，多数白人都拥有选举权，民主气氛较浓[2]，并争取到了地方立法权和自治(当然最后要经英国殖民公司批准)，以后也成了其他地方政治机构纷纷效而模仿的样版，《五月花号公约》和弗吉尼亚的议会，后来不但成了北美殖民地社会政治制度的两大基石，而且也成了美国独立后立国的两大基石。

北美英属殖民地封建势力难以强大的原因还有：(1)封建制度遭到绝大多数移民的反对抵制，直至武装反抗。这一是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民主和自立意识，二是因为北美有大片未占领或开垦的土地为移民们提供了摆脱封建剥削的客观条件，大部份移民通过各种途径（直至强力），都能较容易地逃离原在的封建庄园而在西部大量空地中获得一块50英亩左右的土地，成为自由小农。他们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方式进行生产和交换。(2)殖民地人口流动性大，各种机会很多，移民的社会地位较容易改变，只要经过艰苦努力，往往经过一段时间或一代人后，就能成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人士和自由小农的大量存在，也是封建势力在北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而且还成为美国独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和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3)大量具有一定农业技术的土著劳动力的缺乏，在客观上使英国统治者要想在北美建立像拉美那样的贵族大土地所有制成为不可能。北美英属殖民地最大的庄不过几万公顷，而拉美的大庄园则有几百、乃至几千万公顷。因此，恩格斯对美国早期社会作了下的论断：“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的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她“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

北美英属殖民地在独立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个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基础，一是加尔文新教主义，二是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主义。

由于北美殖民地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欧洲参加或拥护宗教改革的新教徒，其中又以英国的加尔文教徒最多，因此加尔文——清教主义在北美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加尔文教“最适合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其组织也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4] 建立在这样一种宗教基础上的北美思想意识形态有着这样两大特点：(1)基本上实行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原则；新教中教派林立，各搞一套，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大一统教会组织去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北美广大的新教徒在欧洲已吃够了宗教信仰不自由和宗教迫害之苦，十分渴望能在北美找到一块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乐土”，因此大多数人都不赞同在北美再搞什么宗教不宽容和迫害，而竭力主张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也使得极少数宗教上层人士和极端主义分子难以在北美长时间推行宗教专制和迫害政策。北美英属殖民地除在早期的不长时间内，除个别地区曾实行过宗教不宽容和迫害外，基本上都实行了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政策。这就为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和最新科学学说在北美殖民地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在新教伦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极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观。加尔文教的核心是“命定说”与“天职说”。所谓“命定说”，主要含义是：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永生和犯罪甚至贫富荣辱，都是上帝先定的，只有事业上成功的人才能得救，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勤劳与努力工作，积累财富才是成功（同样也是进天堂)的必要途径。“天职说”的主要内容是，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去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由于新教徒移民在北美遇到是一个险恶的环境，他们使上述的新教伦理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光大，并形成了一种勇于开拓，冒险但又求实、实干的美国精神和高度紧张的生活习惯。“惜时、节俭、勤奋，自律和刻苦工作”成了北美社会的价值追求和主导观念。这种价值观和工作伦理观不但对北美英属殖民地的早期开发与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独立后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时起了巨大的精神促进和催化作用。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场合，那种清教观念涉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这当然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是促进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前后一致的影响力量。它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 [5]

  在上述清教价值观的影响下，北美英属殖民地社会还形成了一种俭朴、节制、严谨、勤劳的社会风尚。直到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年)的协议中，仍有这样的规定：“摒弃一切种类的奢侈和浪费，特别是赛马和赌博、斗鸡，盛装艳服、演戏观剧以及其他挥霍钱财的娱乐和宴会，包括举行讲究排场的葬礼。”[6] 马克斯·韦伯认为：“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为他(指资本家--引者)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7]因此，北美殖民地的这种社会风尚不但有利于早期的开拓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清教主义传统对美国独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风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之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精神因素。

  由于没有强大的大一统教会的严格控制，基本上实行信仰、思想自由的原则，再加上英国也是实行同样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远远不如在经济方面那么严厉，因此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最新思想、观念、学说和科学成就出现后不久便能很快在北美传播开来。一本英国出版的新著，二、三个月后就能传到北美，再经过当地印刷厂的大量翻印，书商的广为推销以及大量宣传家、演说家、教师乃至牧师们的宣讲、解释，在北美殖民地广为流传并深入了人心，“几乎人人都以懂得点牛顿、洛克、霍布斯等为时髦和荣耀……甚至牧师们在布道时都在引用和宣讲他们的观点和语录。”[8]欧洲先进思想和学说的广为传播也推动了当地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一批自己的启蒙思想家，如富兰克林、杰斐逊、约翰·亚当斯等人。他们的著作，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对于美国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和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北美英属殖民地在独立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整个社会已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了启蒙运动的沐浴，这不但为美国的独立革命作好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而且也为独立后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扫清了思想方面的障碍，打下了十分牢固的思想基础。

  最后，我们觉得，北美英属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对独立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和人才基础。清教徒历来重视教育。这一来是出于他们教义的需要：人人通过自己颂读《圣经》与上帝直接交流，以便得到上帝的教诲而得救，这就要求清教徒必须能看书写字；二来由于清教比天主教注重于现世成就，以便做个合格的“上帝选民”，因此就更需要大量具有一定文化和技术的实用人才。早在殖民地初期，不少地方议会都立法规定，有50户人家以上的村镇必须设立公立小学，不设者罚款；教师的工资和学校经费由学生家长、作坊主和公共税收支付，家长和工场师傅有负责子女和学徒受初等教育的义务，主人有教会仆人读书写字的义务。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立法了。后来由于公立学校不够，又设立了许多私立(包括教会)学校。尽管在高等教育方面，北美殖民地当时不及拉美殖民地，但在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却远远超过了拉美殖民地，从而使其居民的平均文化水准大为高于后者。北美的教育大多不受教会控制，教学内容中世俗性、实用性的课程较多，从而为北美社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和实用人才，这无疑也为美国独立后的资产阶级工业化运动准备了一批强有力的后备军和主力军，同时也为资本主义近代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教育的普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北美英属殖民地在独立之前，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原因，不及拉美殖民地那么繁荣和发达，但已形成了一整套对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有利机制和潜在因素，形成了二块有利于资本主义之苗茁壮成长的社会文化土壤，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较为普遍和发达。她好比是一个外面包着一层坚硬外壳、里面却充满了具有强大活力的资本主义种子和内核的坚果，一旦束缚、压制她的硬壳――英国的殖民统治被打碎，里面富有活力的种子就会在充满了资本主义肥力的社会文化土壤中迅速地发育成长起来，从而大踏步地赶上和超过具有与她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的南部诸邻。

二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情况。

与因在欧洲遭受宗教，政治迫害或经济原因自愿移居北美的移民不同，西班牙人和葡葡牙人则完全是以一种征服者、殖民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在拉美殖民地的。他们去美洲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掠夺那里的贵金属、热带经济作物资源，榨取印地安入的劳动，然后把这一切运回国内以供王宫和贵族挥霍享受。因此黑格尔说：  “北美洲是被殖民的，而南美洲是被征服的。” [9]拉美殖民地的居民结构因而也呈现了与北美殖民地甚为不同的一些特点： (1)白人移民只占人口中的少数，且大部分为西、葡两国统治阶级成员，封建色彩浓重。这一是因为西、葡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阶级成员在拉美殖民地的利益不被别人均沾，减少竞争对手，实行了严格限制的移民政策。二是因为西、葡农民在本国大部分尚未摆脱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般不能自由移居海外。而且即使有时西、葡政府在人口过剩的地区提倡移民，但由于拉美殖民地的土地不是已被大庄园主所占有，就是掌握在人口密集的印地安人村社手中，已没有象北美那样大片的无主空地可供占有和开垦，因此缺乏吸引这两国农民和贫民前往的条件。三是因为西、葡统治者十分害怕英、法、荷等国这些强大的竞争对手派人到拉美殖民地抢占和侵犯自己的利益，严禁西、葡以外的外国人自由进入拉美殖民地。(2)几乎是清一色的天主教徒。西班牙当时已成为罗马天主教会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反宗教改革的中心，不但在本国，而且也在拉美殖民地，一律用强力推行信仰天主教，严厉镇压和打击一切异教邪说，并严禁任何新教徒和异教徒进入拉美殖民地。(3)有色人种占居民的大多数。由于西、葡当局允许种族通婚，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各种混血人种，他们在整个拉美殖民地社会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最多的为印地安人和黑人。(4)封建等级制严格。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般都由其自身的出身和种族先天有了决定，尔后很难改变。因此，拉美殖民地社会呈现了以西、葡人为塔尖，印地安人、黑人为底座的典型的金字塔型封建结构。

  由于西、葡两国在当时还是典型的封建国家，因此两国统治者把本国的封建制度也完全搬到了拉美殖民地。其中主要的有：(1)大封贵族爵号与采邑。如征服墨西哥的头目科尔特斯被封为“瓦哈卡河谷侯爵”，并得到了2.5万平方英里的封地和22个城镇及11.5万个印地安农奴；征服秘鲁的头目皮萨罗被封为“征服者侯爵”，并得到与科尔特斯不相上下的封地、城镇和印地安农奴。比他们次一些的头目以及其他地区的征服者也都被授予了各种封号和5千至1万平方英里不等的封地。葡萄牙在巴西的封地更是大得惊人，最大的相当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处土地之总和。[10] 这样，西、葡统治者在拉美殖民便建立了一个甚为可观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造就了一个实力雄厚、根基深广的大地主一大庄园主阶级，并使这一阶级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拉美历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为封建主义的强大社会基础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2)建立了一套由宗主国国王直接控制的、以总督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这个专制制度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全面严格控制。“人们既无思想自由，又无言论自由，国王设置的民政检查和宗教检查机关专门经管此事。任何人都没有行动自由和居住自由，即使是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旅行或迁居，也需经国王批准。没有从业自由，从事专业工作、进行学习或参加训练以及入伍从军的限制十分严格，也很具体。”[11] 拉美殖民地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盛行和民主传统的缺乏，不但在殖民地时期大大压制了殖民地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且对各国独立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和比较稳定的合宪政府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隐患。(3)建立了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组织严密的大一统天主教会。这个教会的触角上下左右渗透了殖民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组织和角落，对殖民地人民实行了严格的精神和思想统治。它本身还拥有很多封建特权(如收什一税)，拥有大片土地和财产，是拉美殖民地最有势力和最富裕的集团之一。拉美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如此，它的思想意识形态则更为封闭保守，封建和宗教色彩浓重。这主要是由于有一个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在那里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其中唱主角的，便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酷、最专制的机构之一――宗教裁判所。在它存在的250年中，被它在火刑柱上烧死的人达数百个；有上千上万的人则因“思想罪”、“异端罪”而被关进了它的黑牢。它还焚烧了大量所谓“异端”书籍和进步书籍，并通过严格的书报检查，严禁一切与天主教教义不符或带有新思想的书刊进入拉美殖民地，或在当地印刷出售。根据18世纪拉美宗教裁判所开列的禁书书目，一共有5420种。其中，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等人的著作更是名列严禁之榜首，被宣布为是“反对这些国家和王国安定”，“颠覆，分裂和反对一切国王和政权，尤其是基督教的天主教国君”之作。这样，从宗主国运来及本地出版的书，80％左右都是与天主教有关的东西。[12]在这么一块中世纪的土壤中，萌发和传播资产阶级先进思抵自然十分困难和艰巨。独立革命前夕，一些进步人士和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走私)运来了—批欧洲先进思想家的著作，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宣传和传播，但由于周围是天主教势力和文盲、半文盲的汪洋大海，其传播范围毕竟有限，广大群众对它们仍然是不熟悉的。拉美独立前的启蒙运动只是沐浴和教育了一小部分人，而就整个社会而言，并没经过这场风雨的洗礼，更没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过一场反封建主义的，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战斗。

  拉美殖民地的思想意识总状况如此，那么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价值观与工作伦理观，也显示了与北美殖民地社会大不相同的情况。秘鲁共产党创始人，拉美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里亚特吉对此曾有过深刻的论述：“资本主义的道德，政治和心理因素似乎没有在这里找到气候……。冒险精神、创业的劲头和组织能力，这样一些真正的资本家特征，几乎都是我们所没有的”，“一种本能、一种天生的厌恶心理玷污了一切和平劳动者的名声，甚至有人认为劳动是坏事、劳动可耻。……由于种族和出身的原因，我们都鄙视劳动，喜欢不费力就得到金钱，喜欢悠闲舒适，好讲排场，追求挥霍”。[13]除此之外，拉美殖民地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就是将出身、血统、种族和土地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这种价值观侵蚀和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统治阶级成员追求的是大片土地、贵族称号、农奴、奴隶、贵金属和生活上的奢侈享受，对殖民地的开发和建设漠不关心；土生白人厌恶经商和体力劳动，一心追求土地，军职或教职；来自宗主国的劳动者到了美洲后，也千方百计不再从事辛勤的劳动，而是以一个小征服者的姿态靠剥削印地安人和黑人为生，也变成了剥削者，混血种人中如有人发财致富后，便向宗主国王室花钱购买《血液净化证书》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法律上的“白人”。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拉美殖民地社会呈现丁一种不良风气：“这个殖民地社会从上到下都爱娱乐。群众喜欢长达几个星期的节日，斗鸡、比武，马术……人们蜂拥着马队游行，化装游行。戏剧十分流行，有印地安人参加的宗教圣礼剧的露天演出，以及室内剧场演出的西班牙戏剧。较上层的阶级喜欢讲究礼节的社交活动，例如每天的散步和拜会，以及某个贵族诞辰举行的舞会，……炫耀奢侈，在各方面都毫无节制。”政治机构则贪污腐败到了极点，政府职位被视为提高社会地位和发财致富的途径，大小官职都可以买卖，大小官吏都贪污成性，但办起事来却是敷衍塞责、散漫拖拉。诉讼案以双方出钱多少为判决的标准。税务官收贿，连自己也参预走私。甚至总督本人也不以受贿为耻。而所谓“神圣”的教会，教士们“蓄妾旋即成为惯例而不是什么例外，修道士们公然手挽着妇女招遥过市。滥用忏梅的地方为引诱少女之所。”[14]拉美殖民地这种鄙视劳动、不思开拓、推崇土地和出身而缺乏务实、实干精神的价值观和追求娱乐与感官享乐的社会风气，不但对拉美殖民地社会具有强烈的消极和腐蚀作用，而且对拉美各国独立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更是—种严重的观念障碍和主观不利因素。

  拉美殖民地的行政当局，对教育是漠不关心的，把教育“委托”给教会办理。直至殖民地末期，行政当局也仍不给教育机构任何补贴，没有任何教育立法，并禁止除教会外，一切私人“创办学校，施行农业技术教育和任何专门教育，开设图书馆”…… 等等”[15]。因而拉美殖民她的教育无论在管理还是内容上，都是宗教化的。尽管拉美殖民地的高等学府在数量上、规模上和年代悠久上都大为超过北美殖民地，但在初等教育和实用、职业教育方面，却要落后得多。例如，直至18世纪末，拉美殖民地中最发达的墨西哥，总共只有10所小学，那些不发达地区就更惨了：如哥斯达黎加有的城市中“只有6个人会写字”，在危地马拉，“居民中只有少数会读书写字”，整个拉美殖民地的文盲率高达85—95％。[16]教育的内容完全以天主教教义为中心，一切不合教义教规的东西都被禁止教授和学习，课程中有关宗教的内容要占80％，而世俗性、实用性和科学性的内容却少得可怜。即使像医学这样的实用课程，也要迟至18世纪才开始在大学中开设。至于那些有悖于天主教教义的近代自然科学(如哥白尼的天体论，伽里略的物理论等)及启蒙主义学者的著作，更是绝对禁止教授。一些热衷于搞近代自然科学的人，不是得到鼓励，而是往往遭到教会的攻击和责难。即使在教会允许研究和讲授的一些自然科学中，也掺杂了不少宗教迷信的东西，并与某些天主教教义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从而使整个教育水准大为落后于欧洲。如直至18世纪中叶，拉美最著名大学之一“圣马克大学”的医科学生们还在辩论人体的血液是否在循环，而哈维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解决了这一问题！教育培养的主要目标是为宗教服务的各类人员和工匠。“没有人要求实行旨在鼓励劳动，推动青年人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求实方针。”[17] 西，葡统治者对广大的印地安人和黑人实行的则是愚民政策，尽量使他们没有文化，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极少数印地安人头领的子女除外)，以便统治与奴役。因而文盲在印地安人中的比例更高。如巴拉圭10万瓜拉尼人中，能读写的不超过100人，危地马拉的大多数印地安人连西班牙话都不会说![18] 整个拉美殖民地社会教育水平的低下，平均文化水准不高，文盲众多，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的缺乏，对独立后拉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开展，是一笔极为不利的历史遗产，各国要化很大的力气才能弥补在这些方面的不足。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独立前夕的拉美殖民地虽然从表面上

看来要比北美英属殖民地发达，但这仅仅是一种虚假的、浮表的繁荣。它主要是靠西，葡殖民主义者长时期对众多印地安入和黑人的残酷榨取掠夺、实行超经济剥削，并凭借殖民地本身的丰富贵金属资源，富饶的自然条件及良好的历史基础而造成的。但在它那金碧辉煌的外表之下，却充满了腐朽、陈旧和霉烂的封建主义因素，这在拉美各国独立后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进军时，更为明显地显露了出来。

三

  南、北美洲各国独立革命胜利后，在建设近代国家、开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所接受的历史遗产不同，各自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不同，从而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历史面貌。

  美国在独立前就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资本主义社会，具备了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只是身上还套着一付宗主国的殖民主义枷锁。一旦挣脱了这个枷锁后，她就比较容易地走上了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轨道。在政治体制和政权建设方面，美国在独立后不久的时间内，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政治动荡和武装冲突，就制定了一部具有真正权威性、约束力和实效性的宪法，建立了一套适合美国国情的、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一个较为稳定的政府。由于美国整个社会具有较广泛的民主传统，民主势力比较强大，再加上大部分独立革命的领导人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这个体制在解决国内争端和冲突时，显示了很大的弹性、包容性和灵活性，从而使得许多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和各地区间的利益冲突，基本上都在资产险级民主与法制的范围内得以解决。其次，由于美国原先只有民团而没有常备军，军队的作用和势力在社会生活中一直不占突出地位，更没有其他国家那种强大的军阀主义传统，资产阶级各派完全可以通过选举而取得政权，用不着直接掌握一支军队，因此美国独立后从未发生过军阀混战现象。再次，由于美国原来的封建主义势力就不大，在独立革命中，除南方的奴隶制外，基本上都已被铲除，因此独立后基本上已没有什么封建主义残余势力能起来兴风作浪，与资产阶级分庭抗礼。南方奴隶制种植园这一生产方式由于它基本上也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联的，在独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没有达到完全不适应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地步，因此在根本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南方奴隶主阶级一般也只是与北方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当最后奴隶制问题已严重妨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解决时，距独立已近90年了。最后，由于美国西部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可供无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去开垦、占有，大量新兴的工业企业又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广大白犬群众一般都不至于贫穷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地步，而是一般都能争取过上一个温饱或小康的生活，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享受选举权的人数也不少。因此，虽然他们与统治阶级间存在着阶级矛盾和冲突，但在一般情况下都没有激化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因而美国独立后直到南北战争爆发前，不但统治阶级内部没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就是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也很少，更没有漫延成全国性的内战。例如最大的一次“谢司起义”，人数也只有1万多人，范围仅在麻省一地。

  美国独立后社会和政治上的长时期相对稳定，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使美国在独立后仅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基本上克服了独立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给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然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再由于独立后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接受的是一笔对资本主义发展十分有利的历史遗产和社会－文化土壤，以及已初具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一个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层建筑，因此他们不用化很大的气力去克服和清除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可以集中力量去搞那些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基本建设”：大规模鼓励移民，全面普及教育，引进技术与资金，公路和铁路建筑……。从而美国在独立后短短的几十年中，便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从原来的一个二、三流国家一跃为世界强国之一。

  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独立后，却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首先，由于拉美独立革命只是一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民族独立运动，其主要任务和成就只是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并废除了一些最反动、落后的封建制度和特权，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来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特别是大土地所有制；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因此各国独立后接受的都是一份封建主义因素强大而资本主义因素微弱的历史遗产。此外，由于拉美独立革命领导阶级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土生白人地主(当然还有一部分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在独立后大多都掌握了各国的政府领导权，这不能不使拉美各国独立后的政权打上了强烈的地主阶级印记：土生白人地主凭借手中掌握的政权和军事力量，大大巩固和扩充了自己的土地、财产和实力，使封建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在各国仍得以长时期地保存。天主教仍都无一例外地在各国独立后制定的宪法的第一条或头几条中庄严地被确立为国救，得到宪法的尊重和保护，其财产和对意识形态及文化教育事业的控制依然如故。这两大势力的强大，正好成为拉美各国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进军的严重障碍。

  其次，拉美各国独立后，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荡，大规模军事冲突与全国性动乱，这对各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极其不利的。造成各国长期动荡和内战的原因主要是：（1）封建色彩浓厚的大地主－大庄园主或是自己独占一方，或是组成地区性集团，自己组织武装部队，或与各派军阀队伍相勾结，成为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和割据势力。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富和权力，或是为了与已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商业资产阶级争夺中央领导权，而经常发动内战。(2)军队和教会的势力强大，并相互勾结，竭力企图左右地方和中央政权；而军队又往往为各种军阀所掌握，这样势必造成军阀间为了争夺地盘、财产和权力而经常混战。(3)尽管各国独立后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缓慢，但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还是有所增长，新兴资产阶级随着自己力量的渐渐增强，自然也想在中央和地方政权中掌握较多的权力，这样势必要与已掌权的地主－庄园主阶级发生冲突，有时便激化为武装斗争。但又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在短时期内不可能一下于变得强大，从而一举从地主－庄园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中的主要领导权，而往往要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最终确立在中央和地方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也就造成了拉美各国独立后政治上的长期不稳定。(4)民主传统和民主观念的缺乏，使拉美各国独立后建立一个比较完善和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心理准备，各种矛盾和冲突往往习惯于采用武力解决。政治上的长期动荡和内战的频繁，给拉美各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恶果，为此，拉美独立革命最主要的领导者之一玻利瓦尔在辞世前伤心地说道：“从北到南，新世界似乎是罪恶的渊薮”，“国土四分五裂，山头林立，在某种程度上，其境况犹如古时候诸侯割据，联邦制对自由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封建制的君主制政体所起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的选举是合法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是由根据法律选出的人继位的”，“条约是一纸空文，宪法形用虚设，选举争斗不已，自由造成混乱，生活受尽煎熬”。[19] 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状况无疑大大妨碍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展，国家和人民的力量主要都消耗在内战和政治纷争上，而投有很多的精力去开展那些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基本建设”：移民、普及教育等等，从而损失了数十年以至上百年的时间！

  再次，由于拉美各国在独立之前，都没有经过一场规模巨大、范围广泛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更没有如同欧洲先进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那样对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堡垒――教会发起过一场较深刻的大规模的批判和冲击，而且独立革命本身也同样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殖民地时期就已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各国独立后，思想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如：“甚至在比较发达的阿根廷，土地是衡量一个人家庭名望的标准，新致富的资本家和工业家仍被上流社会的大部分所瞧不起。”[20] 因而，独立后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改革家们在搞资本主义近代化之前和之时，还面临着一场艰巨的反封建斗争，特别是与天主教势力的斗争，如使民政事务和文化教育事业从教会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等。他们还要与种种不适应资产阶级近代化运动的旧思想、旧观念，特别是近似封建、贵族式的价值观作斗争，要大力改造从西、葡殖民主义者手中继承下来的那块封闭、板结的社会－文化土壤，使之适应资本主义之苗的良好发育和成长。而这种斗争和改造，往往是十分激烈的，有的甚至会发展到武装斗争，如著名的墨西哥华雷斯改革便是如此。因此，拉美各国在完成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和开道工作时，也是步履艰难，进展缓慢，化去了相当长的时间和代价。而美国却在独立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些问题(何况有许多问题美国原先就不存在)。因此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起步时间来看，美国就比拉美各国早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而在这段时间内，拉美绝大多数国家却把大量精力消耗在无穷的内战和争纷上；消耗在消除和克服封建主义余毒上；消耗在为资本主义近代化扫清障碍和打下一些必要的基础上，从而丧失了与北方之邻同时起步的良机。美国却迅速地从一个原来落后于拉美的国家而一跃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把南方诸邻远远甩到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