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智慧城市,“可持续”才有未来

发布者:发布时间:2020-10-26浏览次数:110

日前,全新升级的“第三届进博会市场监管服务保障智能监控平台”首次向媒体开放。扩容后的“智慧大脑”功能更全,执法与监控全程实现可视化。

近来,市委书记李强多次表示,上海将全力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在线新经济,全面打造数字生活,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构筑城市未来发展战略新优势。这让本已热门的“智慧城市”议题备受关注。

日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与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联合出品的《全球智慧之都报告(2020)》正式发布。已是第四次与世人见面的这份报告,见证了全球智慧之都建设的进程,也带来了新站位上的新视野、新思考。其研究结果或可为上海更好地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借鉴。

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

解放周一:《全球智慧之都报告》的研究启动于2010年。凌鸿教授是本次报告复旦团队的主要负责人。可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10年过去了,如何与时俱进、准确理解“智慧城市”的内涵?

凌鸿(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2008年“智慧地球”理念提出后,“智慧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距今已有12个年头。

在这12年里,我们的城市经历了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在内的新技术一拨又一拨的洗礼,也经历了若干次比较集中的城市智慧化进程的浪潮。

到目前为止,智慧城市已经从一个产业畅想和前沿话题,逐渐演变成当今全球范围内,不论国别、宗教、种族、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个城市共同关注的话题,并在城市规划和数字经济领域起到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全球范围内对智慧城市的批评和质疑,也逐渐累积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让研究团队感到,作为智慧城市领域的关注者和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去审视和追问: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什么是“智慧”应该赋予城市的力量和价值。

为此,在本次报告立项伊始,我们研究了大量近年城市智慧化的案例和全球几乎所有主流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及排名结果,同时也研读了来自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域,从理性主义、限制主义、反思主义等众多角度对智慧城市的批评研究和报告。

这些观点彼此交叉碰撞,甚至南辕北辙。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最大的共识,那便是智慧城市已经成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多元素、多主体、多学科融合的综合命题。在其背后,显现的是曾经作为智慧城市提出源头的“技术驱动论”的没落。同时,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及其基础设施之外,来自管理、社会、人文的视角逐渐走向城市智慧化舞台的中心。

越来越多城市开始认识到,智慧城市并不是单纯的城市信息化,而是一种城市不断智慧化的演进过程。其最终目标是更多地服务居民、更好地连接产业、更深地推进创新、更大力度地发展人力资本、更广泛的社会参与。这些无形的要素会逐渐替代有形要素原本的中心位置,并在后者的支撑和赋能下,成为城市不断提升综合实力、满足居民美好生活追求的新支点。

因此,正如这份报告的副标题(“人本·科技·可持续”)所显示的,我们想通过它,传递出我们对智慧城市中人文关怀、科技赋能和可持续视角的思考。这既符合当前全球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也符合全球疫情影响下政府加大智慧建设投入的背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怎样的“智慧”可以赋予城市力量和价值

解放周一:随着智慧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整个评价指标体系是否需要作出调整?

赵付春(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国际大都市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没错。基于刚才凌教授提到的这些理论共识,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评估框架和方法。

上一次报告发布是在2017年,当时的评估体系主要包括了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治理、智慧经济三大方面。这一次,我们对原有的评估体系做了更新:为了体现“以人为本”构想,突出以市民为中心,单设“智慧服务”指标;为了强调“新兴数字技术”的涌现给城市治理带来的影响,引入“数据治理”这一日益重要的议程,为此更新了“智慧治理”相关指标;为了强化创新在智慧城市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智慧城市的可持续离不开基于数字技术的创新,从而增加“智慧创新”指标。此外,为了与以上相对客观的衡量方法相对照,课题组还专门考察了另一项指标——智慧声誉。“智慧声誉”指的是学术界对各城市智慧度的关注。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侧面,来体现目前智慧城市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报告的第一部分为总体排名。结果显示,全球智慧之都大致可以分为“引领型”“先进型”“追随型”三大类型。伦敦、纽约和新加坡处于引领地位,是本次排行榜中的明星城市。它们在智慧城市的几乎各个方面,都保持着领先地位,成为全球其他城市的榜样。

具体到分项指标的排名,从智慧基础设施分指标来看,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排名前二,它们在数据中心建设、出口带宽方面优势明显。欧美一些城市紧随其后。发展中国家城市中,迪拜表现相对突出。

智慧经济分指标中,纽约、伦敦排名前二。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在此项上有着不俗的表现,进入第一阵营,尤其在数字应用、互动设计方面排名非常靠前。

智慧服务分指标反映城市民生服务方面(如医疗、交通、教育、就业)的智慧度。上海和北京表现优秀,表明中国大城市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迪拜和新加坡排名其后。

智慧治理分指标上,伦敦、首尔排名前二,它们在数据开放、可持续性、公共参与方面优于其他城市。迪拜和新加坡分列第三、第四名。北京和上海处于中游水平,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智慧创新分指标上,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等老牌世界城市排名前四。它们在科技、教育、创新实力上表现突出,人力资本更加雄厚。北京、上海在这方面的表现处于中游水平,主要原因在于科技研发目前来讲不算很强、得分不高。

智慧声誉方面,北京、新加坡和纽约排名前三,其智慧城市建设最受学术界青睐。

解放周一:报告所列举的20个“全球智慧之都”,都是全球城市中的佼佼者。纵览它们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阶段成果,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凌鸿:通过这一次的比较研究,我们感到,首先,“智慧城市”早已不只是一项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和区域内的应用,而是与市民生活和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所有试图“把城市变得更有智慧”的投入和智慧化进程,首先应该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多的城市便利、更优的公共服务、使人们能够更多地参与城市管理和公共事务,以及能够不断提升和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本。那样的智慧化进程,才能赋予城市真正的力量和价值。

其次,世界各国城市的智慧化进程,不受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等要素的制约。每个城市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坐标系,使自身的城市智慧化成果得到科学合理衡量,并为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指出方向。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再次,城市对智慧体系的关注应始终与其城市运行逻辑深度融合。只有如此,智慧城市建设才能够不仅仅停留在科技追求和科技展示上,而是真正成为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引擎,帮助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

基于管理学视角的智慧城市建设反思

解放周一:现在智慧城市建设非常热,有人担心会出现一拥而上、盲目发展的现象。如何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

凌鸿:一些城市之所以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遭遇困境,根子上的原因是ICT技术一直在其智慧城市建设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单纯靠技术驱动的智慧城市建设会存在什么问题?第一,城市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的系统,单靠ICT技术理解不了人和城市的复杂。第二,先进ICT技术本身具有同质性。以物联网为例,其构建的底层逻辑是统一的,这就会导致不同规模、具体需求的城市,运行着近乎一致的信息系统。这与现实中的“千城千面”背道而驰。第三,智慧城市的应用需要考虑使用者的感受,需要对市民、对相关工作者进行必要的培训或指导。一旦有人因不能适应智慧城市技术而“被淘汰”,就会出现不同人群之间的信息鸿沟。所以,我们也在这一次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了智慧城市建设必须重视“可持续”问题,可持续才有更长远的未来。

解放周一:未来可持续的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是什么样的?

凌鸿:我们提出要把技术与管理深度融合在一起,建设智慧城市。

城市是一个功能要素非常丰富且相互关联的整体。一个巨系统之下,不同子系统之间相互合作,共同为目标服务。智慧城市建设有必要以上述理念为核心,以数据共享为基础,进行流程再造。信息怎么获得,资源怎么进行综合、调配、运输……假如我们能够对这些基本功能灵活调配,就有了应对各种环境变化的能力。

此外,正如此次报告所示,每一个智慧城市建设上的标杆城市,都有其擅长,却未必面面俱到。同理,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也不应该追求大而全,而应该追求小而美、追求千城千面。

如何实现?第一,立足于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第二,聚焦服务,自始至终关注如何为市民、企业服务。第三,尽可能让社会方方面面参与,重视获得市民、企业、社区的广泛认同。第四,从适用的角度来进行技术选型,而不是追求最新、最高大上的技术。

如果能够从“管理+技术”的视角来完成整个智慧城市的建设,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得更稳、更好、更长远。

来源: 解放周一/见识:20201026日;记者 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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