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全球科创策源地①｜界定与角逐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纵观历次科技革命，不但能孕育出新的产业业态，而且伴随着科创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地理上的迁移。一直以来，各大科技强国的中心城市各尽所能，力图摘取全球“科创策源地”这一桂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上海“十四五”规划将“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作为城市“四大功能”之一。
“成为科创策源地”是一个能够激起世界级城市管理者内心澎湃的宏伟目标。作为策源地，不仅意味着科学上的领先，还意味着最先进的高科技产业和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的集聚。它们在城市中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向外源源不断地释放出能量，产生一股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的飓风”。
然而，当前对于“科创策源地”这一概念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缺乏一个相对客观的界定。对于上海而言，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而迫切的挑战在于：上海距全球“科创策源地”究竟有多远，以及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本文提出，可以将“科创策源地”理解为一个在科学、技术和创新三个主要方面表现出卓越性和原创性的地域，不仅各类科创主体具有原创性，还需要主体之间形成互动和合力，进而提升整个城市在科创方面的能级。
基本概念的澄清
“策源地”一词源于历史学，顾名思义，是“策划与发源之地”，具体指“战争、社会运动等策动、起源的地方”，强调创意源头、策划中心和中枢所在地。作为源头，它常常与历史上重大事件、特定城市、机构或人物关联在一起，如武昌可作为“辛亥革命策源地”，上海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又如“工业革命策源地”在英国，与之相关的主要人物是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互联网的策源地”在美国，与之相关的机构是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ARPA）。
本文提出，要准确理解“科创策源地”这一概念，需要把握三个要点：
要点之一：科学、技术和创新是三类事物。它们之间紧密关联，但又有各自的形成演化规律。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知识是面向全世界公开的，强调对真理的探索，思想的自由，无需考虑商业价值。创新是市场导向，强调商业价值，它可能需要有技术的支持，将现有技术进行组合，投入应用，也存在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创新，比如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技术界于科学与创新二者之间，是兴趣和实践导向，发明人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利，但商业价值本身常常不是技术的首要考虑因素。因此，“科创策源地”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分别理解，可以有科学界、工程技术界、企业界三个领域的策源地。
要点之二：“策源”需要酝酿，是一个演化的过程。由于科技的突破、创新的形成，并不仅仅是某项技术发明者和企业家的灵光一闪，而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修正的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之中，有多个机构和人物之间的合作，有大量的科学观点、产品形式被否定，存在许多过渡性技术和标准，最终形成的产品和观念可能往往是一个大杂烩，与提出者本人最初的想法可能已经千差万别。因此，就科技创新而言，在其发展演化过程存在太多的意外，策源只能是事后的总结，而不是事前的规划。很多时候，人们无法事先对某项科技创新的未来进行策划。
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留声机时，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他的发明可以有10种用途，包括保存垂死的人的遗言，录下书的内容让盲人来听，为时钟报时以及教授拼写等。音乐复制在他列举的用途中并不占有很高的优先地位。我们今天说留声机是爱迪生发明的，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从这一意义上看，爱迪生并没有对留声机的未来进行策源。
要点之三：有关“策源地”范围的界定。“科创策源地”是一个历史地理意义上的概念，需要对地理空间的粒度有所界定。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对于特定技术而言，在国家层面，其策源地争议相对较少。但下沉到地区和城市层面，问题往往变得更加复杂。
法国学者保尔·芒图所著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是论述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典著作。作者在书中揭示了此次产业变革的前因后果，着重介绍了四项关键科技发明或支柱产业：纺织、工厂、铁和煤，以及蒸汽机。在上述产业中，纺织业以兰开夏为中心，钢铁产业源于欧洲大陆，蒸汽机以伯明翰为中心。从城市层面看，真正可以称得上“策源地”的，可能只有伯明翰。
但如果回顾瓦特的人生轨迹，对其蒸汽机技术的发明进行溯源，就可以发现在接受博尔顿的资助来到英格兰的伯明翰之前，瓦特已经在他第一个资助人罗巴克在爱丁堡的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只是由于罗巴克的破产，才让瓦特不得不南迁。由此可知，伯明翰是否可作为蒸汽机的策源地，答案也并不是那么确定。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趋复杂，科技知识的普及，以及全球化的推进，某个天才发明家，如瓦特、爱迪生，与一项改变世界的技术相关联的情况越来越罕见。相反，类似于互联网、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往往遍布多个国家、多个城市，是由全球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密切合作而实现，城市层面的策源地越来越难以辨识。
互联网的策源地无疑是在美国，但是很难明确到具体的城市。在其产生过程中，有多地的科学家深度参与其中，试列举几个：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是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所在地。加州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位于盐湖城的犹他大学则是最初的四个重要节点。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总部日内瓦则是互联网得以推广的关键技术万维网的发明地。这几个城市对互联网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缺一不可。
总而言之，对策源地的界定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地理解，“策源”仅指源头和原创，类似于“发明”的概念。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看，某项技术或产业的策源地只能有一地，正如一个人的出生地只能是在一个地方。而广义的理解认为，一项科技往往是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不同地区合作完成的。任何一项重大发现，其“策源地”越来越难以为一个城市所独享。
本文认为，后一种理解更适合于今天多数科技全球化合作、开放式创新的世界。再以人工智能为例，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workshop）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但是否可以认为达特茅斯就是策源地？
似乎并不能。因为在1950年，英国科学家图灵就已对人工智能进行了相关研究（当时在曼彻斯特大学），并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贝尔实验室的香农教授于1950年也发表了计算机下象棋的研究论文，可算是人工智能更早的版本。这次人工智能会议在达特茅斯而不是波士顿或其他城市召开，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人工智能被认为是包括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社交机器人等多项技术共同组成，在数据、算法和算力研究方面，不同地方的科研机构各有所长。
退一步说，即便认定达特茅斯为策源地，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的多次起伏，达特茅斯后来并没有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重要的科研或产业发展城市，当初会议发起人仍然在各自的大学里从事研究，并没有聚集到此地。而今天，世人所公认的世界人工智能中心主要是硅谷。显然，对于上海而言，更想要追求的是后一种更加宽泛的“科创策源地”目标。
科学中心的演变和角逐
科学史家以国别为单位，对世界“科学中心”地理空间的转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他们的定义看，“科学中心”就是多数重大科学成果的策源地。
英国物理学家和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在其奠基之作《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 中概述了科学在地域空间的历史变迁。其中讲到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活动从意大利到荷兰、英国，继而到法国、德国和美国，最后转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历程。到1954年，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科学活动中心的思想。
1962年，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利用日本科学技术编年表所公布的重大科学成果数目，成功地以量化方式解释了近代五次科学中心转移的现象。基于他的定义，凡是重大科学成果超过同期全球25%的国家，可称为“科学活动中心”。他发现近代科学活动中心按“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顺序发生着转移，被称为“汤浅现象”。中国学者赵红洲在1974年利用《复旦学报》刊载的“自然科学大事记”，独立地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根据汤浅的分析，美国应该在2000年让出“科学活动中心”的头衔，而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科学中心。但是这显然并没有发生，于是很多学者开始尝试对其理论进行修正。
大连理工大学姜春林教授等利用利萨·罗斯纳科学年表再一次对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进行了测度,发现现实中的科学中心并没有呈现“汤浅现象”，而是某段时期内存在多个科学中心，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是科学中心，而在另一段时期，出现无科学中心的现象。
另有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把卓越科学家作为表征来体现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其中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情况备受瞩目。对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若剔除跨国迁入获奖者，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时间将推后至1945年，而不是汤浅所提出的1920年。同时，科学家的跨国迁移特征呈现阶段性变化，未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可能呈现多中心特征。
从各大科学中心的演变，可以归纳出四大要素——科学家人数、科研经费、图书情报资源以及先进的科研设备，即科研人才、经费、信息和基础设施，直接决定着科学家们的创新水平，从而影响科学中心的变迁。一地要成长为“科学中心”，需要对这些科研资源进行大量的长期投入。对此，市场“无形之手”显得无能为力，需要政府进行干预。这一重要结论是二战后美国白宫科技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得出的，它深刻影响了美国二战后科技政策的走向。换句话说，美国今天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既有时势的因素，更是政府大量投入于科研资源的结果。
“科创策源地”包含了“科学中心”所界定的全部意义，但它是一个更加复杂而宏大的体系，需要将科学体系与创新体系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创体系”。它需要在某个领域或产业的科学、技术和创新三者之一具有原生性，对国家和区域发展起到发动机的功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其中既有一流的高校（斯坦福、伯克利），又有重要的科研机构（PARC、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还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技企业，彼此之间互动频繁，形成良性循环。
来源：澎湃新闻2022-02-05 13:44
求解全球科创策源地②｜行业选择与能力评估
“科创策源地”是一个集科学、技术与创新为一体的综合系统，它兼具原创性和卓越性。要评判一座城市是否为全球科创策源地，需要考察其在这三个方面的绩效表现。不仅要看当前的绩效，还有必要对城市的未来潜力和成长性进行评估。同时，结合科技创新的全球性、开放性的时代特点，“全球科创策源地”并非只有一个，而可能有多个。
有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当下与未来两个视角对全球主要城市的科创策源力进行考察。
科创策源地行业选择
科学技术领域涉及面非常广，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的前沿。尽管各国在全球的科技影响力存在高低，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城市可以宣称完全主导一个领域。又由于不同科技对世界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讨论“科创策源地”时，有必要选择那些对世界未来影响力大、有着“通用技术”特性的科技领域。
对于哪些技术更有发展潜力，各国、大的科技机构会常规性通过“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casting)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经合组织（OECD）于2016年汇总了加拿大、德国、欧盟、英国等国科研界的意见，系统地列出一个未来技术清单，归结为四大技术领域：生物技术，先进材料，数字技术以及能源和环境技术。
本文选择计算机和生物医药两大以科学为基础的领域，认为它们基本能代表当代科技的最前沿。并规定，如果一座城市能够在这两个领域相关指标中保持在前五名，就认为它是这方面的全球科创策源地之一，或可能成为未来的策源地之一。
在计算机领域，世界知识产术组织（WIPO）在2019年发布的“AI趋势报告”中称“AI已经成为技术的前沿，将对世界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以AI为代表的计算机行业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中心，因此这一领域的研发投入遥遥领先于其他分支。根据WIPO对全球2013-2016年专利数据统计，机器学习的专利年增长率达28%，自动驾驶汽车年增长率为42％，AI机器人年增长率高达55%，远高于专利总数10%的增长率。
一直以来，生物医药行业是研发密集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以全球研发2500家最大的企业为例：前20名之中，共有6家生物医药企业入围，占比30%；前50名中，有19家，占比38%。生物医药企业数量在全部行业中仅次于IT产业。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尤其引人瞩目。据辉瑞公司透露，在确定能否成功研发出疫苗之前，公司已经投入了20亿美元，2021年总研发投入超过了100亿美元。
对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地的量化评估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全球城市的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进行考察：
一是城市科学研究策源力。以重要科学家为中心，基于城市有影响力的学者及其发表高被引论文数量情况，来评价城市在科研方面的策源力。一个城市一旦拥有世界顶尖科学家，就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盟。因此，此类科学家的数量及其成果能充分代表城市的科研实力，是其成为科创策源地的首要条件。
二是城市企业创新策源力。研发投入上排名世界前列的企业，能够带动城市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研究表明，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与其利润率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很多研发能力强的企业都有足够的财力保障，不仅仅关注于应用研究，还会慷慨资助非常尖端的基础研究。这类企业的存在是城市成为科创策源地的重要保障。
三是城市科创策源潜力。这一指标关注于城市科创的未来。这方面，没有比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更合适的指标了。城市独角兽企业越多，估值越高，表明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力强，未来发展潜力大，更可能出现改变世界的颠覆性技术，成为未来的科创策源地。
以下对此分别进行量化分析。
1、城市科研策源力：高被引学者及其论文数量
利用清华大学所开发的Aminer学者数据库作为来源，选择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医药两大类别的高被引科学家作为样本，基于他们所在城市进行汇总。考察这两个领域中，上海在全球城市中所处的位置。
截止到2021年5月，Aminer数据库借助于AI手段动态收录了1.33亿科研人员，2.82亿学术成果，追踪全球学者在引用量、出版数量、h指数、学术生涯、影响因子、学术活跃度、跨领域数、学术合作、学术潜力等诸多指标方面的表现。本文选择学术界最常用的h指数为依据，这一指标被认为适宜比较特定领域学者影响力。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共录得921名学者，取h指数为30以上的学者统计其所在城市，其中基于科学家人数和论文总数排出前五名城市情况如表1所示。
本文图表均为作者自制
由表可知，中国北京计算机科学高被引学者数量和论文数排名第一，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表明北京集中了全球数量最大、研究最为活跃的AI科学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策源地之一。香港与洛杉矶排名其后，二者科学家数量相同，但是香港的论文总数更胜一筹。相比之下，上海学者数量排名第12，论文数量仅排15，距离北京差距比较明显。就目前而言，不能算是AI领域的科学策源城市。
在生物医学领域，共录得989名高被引学者，取其h指数为10以上，同样排出前五名的情况，如表2所示。
可以发现，日本东京的学者在生物医学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在两项指标上均排名第一。上海在两项指标上分别排名第二和第四。北京均保持第三。相比全球城市，中国两大城市有着一定的优势，同是这一科学领域的策源城市之一。美国波士顿作为著名的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所在地，其在两项指标上排名为第三和第二，综合实力略高于北京和上海。
综合上述，可以发现上海在生物医学科研方面的优势相对明显，在全球城市中保持领先，是这一领域的科学策源地之一。而在计算机（主要是人工智能）科研方面，距离最顶尖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
2、城市创新策源力的评估
本文利用欧盟2020年发布的全球研发企业2500强数据库，选择IT产业（分技术硬件和设备、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两大门类）、生物医药产业（分健康医疗设备和服务、制药与生物技术两大门类）作为研究对象。与福布斯或财富500强仅看规模不同，这一排名关注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更能体现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表3列出了IT企业所在地数量最多的前五座城市。硅谷的中心地带圣何塞企业数量最多。同处于湾区的旧金山也进入了前五。中国的北京和台北分列第二和第四。
以上榜企业为基础，计算各城市企业研发投入量。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圣何塞研发投入总量超出排名第二的深圳四倍，比排名2-9位城市总量之和（953.44亿欧元）还要多。这一差距相当惊人，显示出硅谷企业在全球IT行业技术研发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深圳虽然大型科技企业数量不多，但在研发投入方面一马当先，位列第二，成为这一领域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城市。北京大型科技企业数量较多，排名第二；在研发投入排名上略逊一筹，排名第四，成为IT行业另一个策源地。
进一步考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投入的情况。如表4所示，从数量看，排名前5的城市均为美国城市。排在第一名的波士顿大都会的企业数量优势明显。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个城市均位于硅谷湾区。上海排名仅为第九。
在各城市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总量上，榜单前五仍由美国城市主导，瑞士巴塞尔排名第二。中国无一城市入围前20（上海排名第22名，中国第一），显示出中国城市与国外科技中心城市在生物医药产业化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
综合上述两个领域的企业研发情况，可以发现上海在企业数量方面尚可，但是在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方面排名落后，还算不上创新策源地。
3、城市科创策源潜力
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的情况能够从一个方面反映城市当前的产业发展情况，但是要体现城市的产业发展潜力，还需要看风险资本的流向，尤其是独角兽的发展。本文选择知名咨询企业CB Insights于2021年所发布的642家独角兽企业完整名单，分析其在城市的分布。按独角兽数量和估值对城市分布排名如表5所示。
从国别看，美国占据榜单的前三席。中国北京到上海排名第4和第5，但企业数量上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上海只达到北京的一半。进一步来看各城市企业估值总和排名。旧金山仍保持第一，但可以发现中国两大城市排名出现了上升，总金额直追旧金山。综上所述，上海在科创潜力方面非常靠前，前景可期。
2022-02-06 12:29 来源：澎湃新闻
求解全球科创策源地③｜上海科创的优势与差距
近年来，各方面的数据显示，上海科创在全球的地位日益提升。但上海距离“全球科创策源地”究竟有多远？本文通过对科创策源地概念的辨析，将其分为科研策源力、创新策源力和策源潜力三个方面，并选择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医药两大前沿科技和产业领域，利用科学家、研发企业和创业独角兽三方面的数据对全球大城市进行了评估，考察不同城市在科创策源方面的表现。结果表明，除了个别指标，相比于世界上顶尖的科创城市，上海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以下专门针对上海建设“全球科创策源地”的问题，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上海离全球科创策源地有多远？二是上海应如何提升自身的科创策源力？
上海离全球科创策源地有多远？
为了具体展示上海与世界顶尖科创策源城市的差距，本文尝试基于前述数据进行综合评分。通过对数据进行平滑处理，以排名第一的城市得分为100分，测算出上海在科研策源力、创新策源力和策源潜力三项指标得分分别是：84.5、53.4、81.3。按40：40：20的权重加权平均可得71.4分。这就是当前上海到“全球科创策源地”的大致差距。
由此，我们还可以对上海的科创策源现状作一个简单的归纳：科研策源力表现不俗，创新策源力有待提升，策源潜力前景可期。
“科研策源表现不俗”。主要指的是上海在生物医药方面的科学家水平排名前五，已经是全球主要策源地之一。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排名处于第11-20名之间，算是良好水平，但距离最先进城市仍有一定差距。
“创新策源有待提升”。在城市创新策源力方面，上海的IT研发企业数量和研发投入远远不足，缺乏IT头部企业。在生物医药方面，企业数量不算少，但是研发投入相比于先进城市，差了几个数量级。综合而言，上海的创新策源力是目前最大的短板，亟须补足。
“策源潜力前景可期”。在城市科创策源潜力方面，无论是独角兽企业数量还是估值，上海都处于第一阵营，拥有较强的发展潜力，未来有望跻身于全球主要的科创策源地之列。
从单项指标看，上海在生物医药科研、独角兽企业估值上距离先进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在企业研发投入和数量方面与顶尖城市存在较大的差距。很明显，上海的短板在计算机和生物医药两大领域的龙头企业发展方面。而两大科技领域之中，上海在生物医药方面更具比较优势。从策源潜力看，上海近年来涌现了许多新兴的科技创业企业。只要持续努力，假以时日，应该有望弥补这一短板。
上海如何提升科创策源力？
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有一个长期的酝酿和演变过程。新科创中心的崛起，取决于多重因素。为了理解这一变迁，本文拟简要回顾历史上最近两次科创中心的转移历程：第一次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科学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第二次是上世纪中叶以来创新中心从美国东部向西部的转移。
1. 二十世纪初科学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
根据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的分析，美国是在1920年左右代替欧洲成为新科学中心的。国内学者孙玉涛和国容毓利用1901到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数据，发现在1919到1945年期间，美国实现对英、德的超越，以29.63%的比例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此后成为唯一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比例超过25%的国家，持续独占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地位。孙玉涛一文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揭示了获奖者从出生到取得学士学位、博士学位、获奖前后的移民履历，发现美国在吸引世界科学家移民方面持续领先，这是其能够保持80年科学中心的地位而不衰落的重要原因。
美国何以能大量吸引欧洲以及全球科学家前往，并成功留住他们？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政局的稳定。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一直到2001年“911”事件，美国本土从未发生过战争。这与欧、亚、非大陆的动荡形成鲜明的对比，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科研环境。
二是美国科学界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就二十世纪上半叶而言，对犹太人等受排挤民族，以及受侵略国家的难民张开怀抱，可能是美国最正确的国策之一。电影《美丽心灵》所讲述的天才数学家纳什的故事，充分体现美国的大学对科学家的包容性。
三是最大程度弱化科学家的行政工作，确保其可以安心从事研究。1933年，爱因斯坦受邀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后，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普林斯顿要接受他的助手；二是年薪只要3000美元。爱因斯坦还说：“倘若在普林斯顿维持一年生活不需3000美元，还可以再低一些”。但是普林斯顿校方经过考虑，最终给他的待遇是年薪16000美元，并同意接受其助手，让他可以专注于做研究，而不被行政工作所干扰。
2. 二十世纪中叶创新中心从美国东部向西部的转移
上世纪中叶发生的另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是美国科创中心从东部向西部的转移，也即硅谷的崛起。
有关硅谷崛起秘密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美国学者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1994）可算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该书对硅谷如何取代波士顿成为美国全球科创中心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发现硅谷与128号公路两地在1970年代以前都是以电子产业为主，均非常倚重于研究型大学和国防采购，创新创业氛围很浓厚，且后者实力超过前者。但是从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硅谷逐步追赶并最终实现超越。到1990年，无论是从高科技企业数、就业人数、销售额和出口方面，硅谷均数倍于后者，成为美国新的科创中心。
萨克森宁对此的解释是：硅谷建立了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更加灵活，其技术创新活力更强。而128号公路继承了工业时代的特点，企业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适应性较差。作者同时提出，在培育高科技产业方面，区域层次的政策优于国家层次，区域政策制订者应致力于促进企业之间的协作和信任，为各类中介服务提供便利。
硅谷的成功经验当然不限于此。其他常常被提及的因素还有：激动人心的创业成长故事、重视应用的研究型大学、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法律服务、自由包容的制度和文化等，这些都为后来遍布世界各地的“谷”有意模仿。
美国的经验不可能照搬但值得借鉴。对于上海而言，要弥合与顶级科创城市之间的鸿沟，需要从产业创新、创业氛围、科学研究和长三角一体化四个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首先，产业创新方面是上海当前最大的短板。这方面首先需要激励有实力的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各个领域的渗透，上海应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和淘汰机制，转换体制机制，推动大型国有企业通过研发创新，打造全新的商业生态，实现全面转型。对于民营科技企业应当更加爱护，坚定其发展信心，为其吸收全球科研人才提供便利，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
其次，在创业和高增长企业培育方面，上海应当进一步发挥对于本地居民创新接纳度高，消费潜力强劲的优势，尽量消除创新所面临的各类过多不合理的监管。例如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在坚守伦理底线、鼓励资本有序扩张的基础上，在机器人、无人驾驶、医疗服务等方面进行更加大胆的尝试。
第三，在科研方面，上海需要进一步发挥现有科研平台的优势，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更加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以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海外学者来沪定居。同时鼓励中青年学者立志投身科研，提升其待遇，解决后顾之忧，培育科研后备力量。上海在生物医药的科研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政府应给予研究机构更多的自主权，营造更加自由包容的学术环境，实现在策源力方面的突破。
最后，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工作的推进，上海应更多关注与其他长三角城市之间的协同，共同建设“全球科创策源地”这一宏伟目标。随着知识边界的日益模糊及创新内在的动力，跨越疆界的共同发表、共同申请专利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项综合性的科技（如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由多个单项技术共同组成，同时与多个科研机构和人物有关。而当关键组织、科学家和发明家等跨区域流动时，会带来不同地区科技实力的消长，不同地区都可能作为特定技术的源头。对于科学家或专利拥有人个人而言，其构想和专利最终在哪儿实现，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上海定位为国际重要科创网络节点，必须是思想和创意的风向标和源头，而创意的落地并不必然要留在上海。
全球特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其影响力都会不同程度地超越国界和行政管辖区划。由于地理距离和文化的影响，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个城市虽然从行政区划上属于一个省份或国家，但它与另一个省份或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典型例子有：苏州与上海的经贸关系和文化亲近度明显强于省会南京。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城，距离纽约只有一桥之隔。由于纽约地价较高，很多企业选址在纽瓦克，实际上与纽约的企业、高校或金融机构交流更加密切。另外，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大都市圈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东京大都会圈、长三角、珠三角等，已经形成同城化效应。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科技在地理上的跨界构成上海建设“科创策源地”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上海作为科创策源地的功能最主要体现在学术成就和技术研发方面，重在优质科创资源在长三角的集聚，与长三角城市携手共进，让这一区域成为科创繁荣的热土。
来源：澎湃新闻2022-02-07 16:39
（作者赵付春系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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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长三角议事厅”专栏2022年春节策划“求解‘全球科创策源地’”系列文章最后一篇。“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原文链接：求解全球科创策源地③｜上海科创的优势与差距_澎湃研究所_澎湃新闻